当黑胶收藏多了，圈内的交换流通也就开始了。把自己有重复的黑胶卖掉，买进更好的，行内话叫“洗碟”。藏家在买进卖出的过程中自得其乐。田静在保险公司有着稳定的收入。他不是个生意人，也不用以卖黑胶营生，而他在网上开了四家店。对他来说，卖黑胶的心情往往不是高价卖出的欣喜，而是不舍。

“是平常心卖出去，甚至舍不得。标价高是因为我不想卖。不想卖还卖，是因为让全国的人看到这张黑胶北京有，可能他在广州他没有，我心里有满足感。但是有时市场很难把握，有人愿意出高价买，人家拍下来我就不得不卖了。”田静说道。

比起艺术品和奢侈品，黑胶收藏相对廉价很多，因此藏友之间的物物交换也就更加可行，藏家喜欢用这种方式来增进感情。“有些黑胶很难碰到，如果有人有我更喜欢的唱片，他同时也喜欢我的某一张，就能交换。我最近要和别人换1983年的邓丽君的《淡淡幽情》，如果我用钱买，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朋友情谊，我们主张以物换物。我把邓丽君的《采红菱》给他，因为这张我有多余的。”姜鑫说。

“洋垃圾”中收宝贝

作为一种音乐载体，黑胶唱片流行于20世纪初，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CD渐渐兴起，黑胶的生产因此受到冲击。据了解，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黑胶唱片在中国市场上的价格曾经短暂的从30元左右跌至15元左右，但是由于它在收藏渠道继续流通的缘故，从1994年开始，价格逐渐回升，到90年代中后期就突破了百元大关。

一直到数码产品垄断音乐市场的今天，还是不断有追求音质的人四处搜寻黑胶生产和收售的渠道。在香港和台湾地区，黑胶文化的传承比内地好很多。香港深水埗的鸭寮街就曾经一度是黑胶藏家寻宝的必到之处。当黑胶在内地市场上重新升温后，鸭寮街黑胶市场的宝贝近年也被内地人轮番淘尽。

广州由于离香港近，一直是内地黑胶唱片最大的集散地。北方的藏家往往都不辞辛苦，南下寻黑胶。而在广州不同地方的黑胶市场也有分别。陶街和海印两地是一般黑胶爱好者常去的地方，那边有着大量的华语专辑，而岗顶则吸引了不少欧美音乐迷光顾。

90年代时，从国外进口废塑料的商贩在报废音像制品中寻到了商机。他们尽可能保护好那些唱盘，按吨买的塑料片可以按张卖出，利润差价可想而知。岗顶的黑胶就是这种渠道进口的，多为欧美音乐。“我选黑胶都是买洋垃圾的渠道，唱片品相新，比淘那些夹杂在华语专辑里的要好得多。”经常去岗顶淘货的田静说。

随着收藏的经验渐渐丰富，黑胶藏家对唱片收售渠道的探究，往往会不自觉地产生一种要追根溯源的心理。“收藏者愿意花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东西。我能从你这20元买为什么不找你上家呢，找到上家我干吗不找一块钱就卖的批发商呢，我有不断想要了解运作结构的欲望。当你追根溯源到一定程度，大家发现最后找到的是同一个人，全国也就几个寡头。他们的产业很大，全国都是从那几个人那进货。”田静说。

田静90年代就和朋友一起去岗顶买，一次能买几万元的唱片，再发货回北京。“如果有实力就去岗顶的上一级源头，在汕头。汕头要至少十几万大规模拿货，不会让你一张张选。有时一堆很多好东西，有时又很差。”田静说，刚开始收藏总要花冤枉钱的。那时批发来的唱片中稍有自己喜欢的，一个品种可能重复上百张，买回来就只能和别人换。

淘货的乐趣

田静会在周末假期专程从北京飞到广州，将淘得的唱片和唱机一起扛回北京。丁路说，自己花在玩黑胶上的时间绝对不会少于一个女人逛街买衣服的时间。阿飞说，有时候，一淘一天，弄得自己一身灰，两手黑黑。

大多数人眼中，黑胶的时代已逝，可这些藏家却愿意把时间、精力和金钱都投注在上面。黑胶让他们在工作之余有事可做，沿着寻黑胶的脉络，他们人生的故事情节丰富起来。能用最短时间淘到高价值藏品的阿飞，是个知识理论型的收藏者。“我注重积累，通过一张唱片里的资讯，我会找到同一个演奏乐队的另外一张唱片的资讯，了解录音师和乐手。对于其中某个特别喜欢的乐手，我再找他别的作品。这是线性的、交叉的知识网络。”他称因为这个原因，朋友都不喜欢和他一起逛。知名音乐评论人张晓舟和阿飞是好友，两人即使一起买唱片也向来不会进同一家店。“我淘得快，把好的都买走了，他买不到，总和我怄气。”阿飞笑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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